推进税制改革无疑是推进税制现代化和社会文明转型的理性选择。深圳市税务局第一个智能税务所——龙华区税务局关湖税务所。深圳特区日报记者程海坤拍摄
税制改革是加快社会转型和文明进程的“枢纽”，也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加快社会转型和文明进程的“突破口”。其实质在于如何选择和推进税制改革，促进全社会的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首先，我们需要创新税收观念，加深对税收的内涵和本质以及税收结构的理解。其次，必须重视和充分发挥纳税人涉税意愿表达机制、税权“闭环”监督平衡机制、纳税人权利保护机制和税收互信机制等“四大机制”建设的作用。我们必须推进以公正为导向的税制改革，进一步实施“减税和减费”政策，继续挖掘“减费”方面的潜力，加快间接税向直接税过渡的步伐，提高预算透明度。
税收制度改革作为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财政收支活动，无疑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此外，税收和预算都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需要关注税制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和互动机制。如何有效发挥税制改革在促进社会文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降低其消极阻滞的可能性？此外，促进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的税制改革应该是什么？具体目标和基本内容是什么？突破点和突破点在哪里？这些问题是本文的主旨。
一、“税制改革”的内涵和实质
税制是“税制”的缩写。“税收修辞海”中对“税收制度”的定义是:“国家以法律和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形式规定的税收总和。”然而，笔者认为，所谓“税收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制定、批准或推行的与税收有关的行为的“应该”或“应该和必须”的标准，即某些税法(包括税法、政策和纪律)和“税收道德”的标准制度。也可以说，税收制度是指国家和国家为交换公共产品供求价格而订立的原始或衍生合同的总和，即国家和国家为交换公共产品供求价格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总和。理想的税制应该是“良好的税收道德”和税法规范的总和。
结合“改革”中“改革创新”的含义，“税制改革”是指税制的“改革”和“创新”。“税制改革”无疑是指税制的“改革”和“创新”。从逻辑上讲，“税制改革”是指国家和国家共同对公共产品供求交换价格做出的“必要且应该”的权力规范。
良好的税制规范及其整体“改革”和“创新”的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不能随意建立和设定。实质上，真正的税制改革应该而且必须尊重税收行为事实规律，遵循税制创新的最终目标——提高全社会和每个公民的整体福利，根据税制价值的真实情况，借助正确的税制价值判断，确立和选择目标、内容、方式和方法。否则，就很难充分发挥“改革”和“创新”在社会转型特别是社会文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由于税制有其利弊，税制改革有其阶段性，社会转型的效果是文明与落后，积极与消极。
二、“社会转型”的内涵和本质
“社会转型”应该是指“社会结构的转型”，具体是指“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政治、德治、法律和道德”等互动活动的转型。
社会文明的转型是“一种更先进的文明，它能够不断发展、扩大甚至排挤早期相对落后的文明，因为它能够掌握更多的能源资源、更多的物质材料、更安全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更公正的社会服务。”坦率地说，如果社会转型的方向不偏离文明的价值取向，社会文明转型的差异只会越来越快或越来越慢。相反，如果在社会转型的方向上存在问题，甚至相反，那就是消极转型，一种必须保持警惕的转型，不值得追求或推进。
三.税制改革与社会转型的相关性
税制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内涵和本质分析告诉我们，二者有着特殊而密切的关联。一方面，税制改革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枢纽联合”。另一方面，就“社会”的内涵、动态结构和本质而言，社会治理体系包括税收治理体系。这两个系统是母子系统关系。上级系统——国家治理系统及其运行状态——的利弊一般决定和制约着下级系统——税收系统及其运行状态的优劣。同样，子系统——税制的利弊也将影响到母系统——国家治理系统及其运行状态的优劣，即税制改革将影响社会转型，良好的税制改革将促进社会转型的文明进程。自然，贫穷落后的税制改革会延缓或抑制社会转型的文明进程。
第四，税制改革是推动税收文明转型的“关键枢纽节点”。
税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税制改革不仅是推动税制文明转型的“关键枢纽节点”，也是推动社会文明转型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因此，推进税制改革无疑是推进税制现代化和社会文明转型的理性选择。
一是实施“减收减收”政策，继续挖掘“减收”潜力
自今年以来，出台了大量“减税和减费”政策。客观地说，为了应对国内外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帮助企业发展，中国的“减税和减费”政策是不小的。然而，如果我们看看非税收入的增长率，“减费”压力更大。特别是在“税收使用”公开透明机制改革缓慢的背景下，“减免税”空间需要进一步拓展。目前，“减免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制定准确的“减免税”政策，以及如何应对国际减税趋势的冲击和挑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减免税”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效果，让纳税人感觉更真实、更强大。
第二，加快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变的步伐
目前，税制改革的基本共识是将税制从“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转变为“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事实上，这是一个对税制改革阻力相对较小的短期或中期目标，也是一个加快转型社会文明进程的可操作性强的目标。原因是与“直接税”的“税痛”敏感性相比，间接税在“税痛”方面本来就很迟钝。具体来说，直接税具有唤起纳税人权利意识和监督政府“税收使用”效果的功能。然而，间接税缺乏保护和抑制纳税人的权利意识。纳税人很容易放弃对政府“税收使用”行为的监督。对此，马克思认为:“间接税使每个纳税人都不知道自己向国家支付了多少钱，直接税什么也隐瞒不了。它是公开收集的，即使最无知的人一眼就能知道。因此，直接税促使每个人监督政府，而间接税规则抑制了任何自治的愿望。”北野弘(Hiro Kitano)和其他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直接税最能给纳税人带来“税务痛苦”。就中国现行税制中的主要税种“增值税”而言，虽然已经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这逐渐减少了它所带来的缺陷，但一方面，由于“数字经济”新形式的冲击和挑战，它已经开始大大降低增值税在财富积累功能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它仍然保留着增值税“税收痛”的不良敏感性，不利于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税收使用”权力缺失的自觉监督。事实上，更有必要加快转型的步伐。当然，在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型过程中，由于经济和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冲突，必须加以关注和预防，从而有意识地减轻转型带来的成本压力。
三是推进预算透明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严格来说，“用税”是“征税”的目的，是“征税”合法性、合法性和公平性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税收使用”或预算透明度是预算法治的最低要求。这是因为预算透明度是纳税人了解、参与和监督财政预算权利的保障，有利于税收公正的实现。这也是因为预算公开和透明是确保税收者和纳税人平等交换权利和义务的最低要求。此外，预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将有助于促进各级政府预算管理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目前，预算透明度的难点在于(1)如何实现政府预算收入的“全覆盖”，即所有政府收入和支出，无论是税收收入还是非税收收入，都应纳入预算管理并向全社会公开。(2)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促进预算公开。在建立和完善公共总预算、政府基金预算、国有资本运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体系的同时，也可以考虑利用大数据技术，定期向全社会公布所有政府收入的去向和效用评估报告。(3)如何充分发挥现有预算监督机构的监督职能。例如，如何激活和充分发挥各级人大、政协等现有机构的预算监督职能。然而，在任何情况下，预算披露都必须涵盖所有领域，扩大范围，细化内容，也就是说，必须做到“横向到边缘”和“纵向到最后”。
总之，税制改革是加快社会转型和文明进程的“枢纽”，也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加快社会转型和文明进程的“突破口”。其实质在于如何选择和推进税制改革，促进全社会的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首先，我们需要创新税收观念，加深对税收的内涵和本质以及税收结构的理解。其次，必须重视和充分发挥纳税人涉税意愿表达机制、税权“闭环”监督平衡机制、纳税人权利保护机制和税收互信机制等“四大机制”建设的作用。我们必须推进以公正为导向的税制改革，进一步实施“减税和减费”政策，继续挖掘“减费”方面的潜力，加快间接税向直接税过渡的步伐，提高预算透明度。应该指出的是，单一行为者没有足够的能力推进税制改革。只有动员所有社会力量，团结每个公民，才有可能汇集推动税制改革和加快社会转型和文明进程所需的物质和精神力量。
(作者是中国财税法律研究会理事)
编辑陈董允